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优势

从实体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珠江三角洲地区正经历着从数量到质量增长的转型,规模经济、创新升级和城市化将是未来三大新动能、新优势;同时,有三个市场互联互通和三个关税区区域整合的潜力,而这是大湾区显著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和全球其他湾区经济的独占优势。

(一)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中国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高端制造业真正的竞争对手是美国,而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对手未来主要是印度。粤港澳大湾区背靠整个庞大的中国大陆市场,将得益于以下源自规模经济的细分优势:

首先,投资规模优势。投资总量大,但人均投资低。以2016年国防开支为例,中国2016年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为1.9%,低于G20国家2.2%的平均水平,但中国国防开支的总量已超过欧盟,仅次于美国。随着中国GDP总量的上升,中国国防开支将逐步接近美国。在中国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军工和包括高铁在内的部分重化工业(如大型机械装备制造等)的发展将获得显著的领先优势。

其次,产业链优势。中国是制造业产业链全球最长、最全的国家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将货物出口分为17大行业,其中美国、中国和德国的出口行业门类最全。美中德三国各有16大行业的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2%,远高于第二梯队的意大利、韩国、法国和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上下游整合、跨行业协作以及专业人才集聚等方面拥有的优势,是其他较小规模国家难以比拟的。

第三,消费升级与规模优势。从消费规模及其增量来看,中国是兼具人口规模和收入增长的大国。中国世界级互联网企业的崛起,反应了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从目前的市值来看,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与美国的Facebook市值相当,但与亚马逊仍有一定的距离。按照2010年美元计价,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分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13.2%,14.5%和15.1%,但人均消费支出仅分别为6.9%,9.4%和10.0%。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高达6960万,分别是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的1.6、3.4和8.9倍,具有明显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优势。未来中国消费升级将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主要来源,与此相适应的一批世界级企业在中国诞生和壮大只是时间问题。

(二)创新升级优势

创新与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

中国具有明显的工程师红利。目前中国参与R&D的研发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参与研发人员最多的国家,已经远远拉开了与日本和德国的距离。工程师和研发人员数量的增加和集聚,无疑有助于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创新活力。

广东省具有“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地位。以单独经济体计算,广东制造业规模排名位列世界第五位。更为重要的是,广东省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方面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2017年,

广东省工程师人数和R&D投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4%和13.3%,高于同期GDP占比(10.9%左右),显示发展的质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最近几年工程师人数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企稳,但较20年前该比例已经倍增。同时,自2005年以来,R&D投资占比上升势头明显,创新成功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工程师人数占比和研发投资占比之乘积。

此外,从绝对规模来看,2017年广东省居主要沿海省市R&D投入首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机构行业分布上,制造业占比较大,510个入围创新机构中共有340个创新机构隶属制造业,占到入围创新机构的三分之二。

与此相应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中,包括广州和深圳在内的5个城市的新经济总量位列全国城市排名前20,数量与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在内的长三角持平,而京津冀只有北京和天津两个城市入围。与制造业升级一道,新经济、新业态和新动能的培育,代表了创新的方向和创新的增量。

(三)城市化动力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载体。从出口市场份额、制造业份额和城市化率三个基本指标来看,中国城市化潜力最大。截至2017年底,中国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是58.5%,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上世纪五十年代和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而这些国家正是从当时(与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倘若按照户籍城市化率来比,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率仅为40%多,显著低于上述国家现代化的初始水平。今年,在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有利于大湾区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的结果是,人口的相对集中居住和经济的集约化发展。仅东京湾区的人口,就占日本人口的近40%。在美国,居住在前三大城市群(包括五大湖区、东北地区和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8%。相比之下,中国包括珠三角(包括香港和澳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人口,仅为全国的28.3%。可以预料,未来有更多的人口将向主要城市群集中,在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的现在,城市化带来的机会要远大于挑战。

从历史经验来看,城市化率提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与日本类似,人均资本存量与该国的城市化率高度正相关。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均资本存量进一步提升,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增长点。

广东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直领先于全国,2017年为69.9%,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从国际经验来看,消费增速与城市化率的提升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例如,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是G20国家中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四)互联互通优势

港澳金融市场与珠三角实体经济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突破口,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大湾区内,开放就是改革,联通就是创新

粤港澳大湾区涵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使得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的成本较其他地区更低。对区内资本市场开放就是改革,可以借鉴港澳金融市场发展的经验;联通区内市场,就是创新,可以快速提升区内综合金融服务实力,加快区内分工、资源最优配置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对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银行信贷、直接融资(IPO和发债)、信托、保险和租赁是五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金融形式。

粤港澳大湾区的现实是,受三大关税区的物理隔离,资本市场存在着明确的壁垒,区内要素只能有限流动。IPO通过在公开市场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支持企业发展,这样的形式在融通湾区资源方面已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总数为1051家,总市值为22.52万亿港元,其中广东省达217家,占五分之一。在2017年港交所新增的55家内地上市公司中,广东企业14家,占比达25%。

实现大湾区内全面互联互通,是提高区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途径。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大湾区内互联互通将分两步完成:到2022年,实现要素流动顺畅;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的互联互通。我们认为,流动顺畅是指管制逐步减少,是过去不可能的流动成为可能;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即是基本没有管制的要素自由流动。

从大湾区融合的角度来看,需要循着金融通的思路,构建区内资本通道,以渐进实现互联互通的最终目标。

现有的股票通、债券通和基金通等,实现了二级市场的有限联通。随着未来规模控制的逐渐放松,最后实现两地资金的自由流通,这是一个资本市场渐进、有序开放的过程。下一步,需要实现资金的有限跨境流动,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资产配置需求;二是资源配置需求,即跨境投资并购需求。从顺序上来看,可以优先满足长期资金的资产配置需求,其次满足实体经济资源配置需求,再逐步开放短期跨境需求。

作者:沈明高

单位:广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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